胡 明: 长城造就了张家口(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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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市”发展了张家口

长城把蒙、汉阻隔，“互市”将南北融合，是长城给张家口造成了发展机遇。
明正德以来，边政已经败坏至极。方逢时慨叹道：“正德以来，边备废弛。嘉靖之末，柄臣贪冒，将士离心，文武解体，北人跳梁，边境骚然，生灵暴骨。加以诸逆内叛外勾，攻城破邑，覆军杀将，无岁无之”（39）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五月，翁万达任宣、大、山西总督期间采取的修筑宣、大、山西地区长城，整顿军政，改良军器，同时对俺答部落示以羁縻等方略，得到朝中张居正等人支持。到隆庆年间，不仅宣、大长城全部修复，沿边烽台、戍堡包砖加固，同时整顿军政、改良武器，极大的提高了长城整体军事防御能力。加之对俺答部的羁縻等策略，迫使俺答不得不放弃武力胁迫、掠夺的策略，积极向明廷谋求和平互市，这就给张家口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。
一、互市开启的艰难历程。
张家口的互市应该从“庚戌之变”谈起。北元蒙古自达延汗以后社会内部相对稳定，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，各部首领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，使蒙古首领们同邻近地区进行和平互市的欲望日益迫切，宣、大地区是俺答部最理想的互市对象。而明朝政府对"土木之战"中遭到惨败仍然心有余悸，对蒙古一直采取极为保守的政策，经济方面实行严格的封锁。这样，一方要求开放市场，互市贸易；另一方则防守长城，闭关封锁，拒绝贸易往来。这就导致了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，始以兵戎相见。
蒙古多次派人到明廷谋求互市，明朝不但拒绝了蒙古的互市要求，而且杀害了全部蒙古使臣，并以朝廷的名义宣布重金悬购俺答等人的首级。嘉靖二十八年(公元1549年)，俺答攻到宣府城下，派兵将一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射入明朝兵营。信中威胁说，若明朝仍然顽固拒绝互市，蒙古就将挥师南下，兵临北京抢掠。明廷仍视此为"诡言"拒不理睬。此时己调入朝廷的翁万达建议接受蒙古的要求，对蒙古实行羁縻政策。但明廷拒不采纳他的建议 。“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夏六月，俺答兵数万骑入大同境，派精兵设伏于沟壑之中，而以老弱百骑往来为饵。总兵张达轻敌，中伏被杀。副帅林椿营救张达，亦死”。“虏既得二将首，遂引兵去，意叵测”。接张达任总兵者为仇鸾。八月，俺答引兵入寇独石边外，壁金字河，“鸾遣其党时义，贿俺答以金，曰：请释憾于敝镇，而东偿之。虏乃东之”。“俺答骑兵遂由密云转掠怀柔、顺义，八月十七日至通州，分兵肆掠。”该年是庚戌年，因此史称《庚戌之变》。俺答兵临京城的目的依然是要求互市，《庚戌之变》次年五月，“宣府设马市于新开口堡，虏酋把都儿、辛爱、伯要卜朗台吉、委兀儿慎台吉凡五部入市，共易马2000余匹”(40)。嘉靖三十年（1551年）七月初，俺答派脱脱出使明朝提出“富虏能以马易缯，贫者唯有牛羊而已。我胡中，富者常什二三，它皆贫。请易菽粟”，而朝中官员却迂腐地认为：“虏故不粒食，此不过欲得我粟，以食我捕逃，我复资粟，彼益不内思矣”（41）。嘉靖皇帝拒绝了脱脱的请求。既然和平互市无法满足一般牧民生活物资需求，俺答部落又复归以战争方式掠取物资。蒙古部落“欲以牛羊易谷豆者候命不得，遂分散为盗无虚日。十一月间大入边三次，抢掳人畜甚众”（42）。边吏责问俺答，俺答谩应曰：“诸贫虏无从得食，禁不能止，如中国法虽严，民间岂尽无寇窃耶？我能自不入犯，不能禁部下之不盗也”（43）。朝议于是将俺答的背信入犯归咎于马市之不足恃，遂于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九月，下诏罢各边马市，明令“复言开马市者斩”（44）。明朝闭绝互市之门后，明蒙双方关系复又回到战争状态。
新开口闭关后，边塞又经过了二十年的战火硝烟，终于迎来了又一次和平互市机遇。就在俺答连年征战、自然灾害、明边封锁极度困难时，明廷大刀阔斧的展开了“外示羁縻、内修守备”边防新政。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秋九月十三日发生的“把汉那吉事件”，创选了双方和谈良机。由于时任巡抚的方逢时、总督王崇古的努力操作；唯“（高）拱与（张）居正力主之”。明穆宗完全信任内阁的决定，“其制虏机宜，令崇古等悉如原奏尽心处置，务求至当”。王崇古、方逢时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，派遣熟悉对方情况和语言的鲍崇德为谈判使者。隆庆五年 (1571年)五月，终于完成了开数十年太平局面的“隆庆和议”。
隆庆和议确定封俺答为顺义王，分别授予俺答属下以都督、指挥等官职，并约期开设明蒙间的互市。到万历年间互市场所发展到十一处:“在大同者三，曰得胜口、曰新平、曰守口；在宣府者一，曰张家口；在山西者一，曰水泉营;在延绥者一，曰红山寺堡；在宁夏者三，曰清水营、曰中卫、曰平虏卫;在甘肃者二，曰洪水扁都口、曰高沟寨”（45）。
二、“互市”使戍堡发展成商贸巨镇。
“隆庆和议”决定开互市“在宣府者一，曰张家口”，为什么不在上次开市的新开口？上次开市失败后，给明廷留下深刻印像：马市开辟之时，“拥兵压境，恃强求市，以武段驽罢，索我数倍之利”，甚至“市易未终，遂行抢掠”（46）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把市址选在了交通要道；场地开阔；易于用兵的地方。选择在张家口今日之大境门外，对互市双方都有利：宣府北邻的蒙古地，即今日锡林郭勒大草原是蒙民相对集中、水草丰盛、牧业兴旺的地区。张家口距这—地区距离最近，且下坝后入山区，沿途水草丰盛，便于马、牛、羊群的管理和运送。因此，很受蒙古人的欢迎；下坝后至大境门是近百里的深山峡谷，随处可见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入的险要之地，易于方守，不利用兵，特殊的地理环境迫使蒙古人规规矩矩的赶着牲口入市，对明廷边界相对安全。同时，明廷进一步加强了长城的建设和防务，调原两广总督谭纶和福建总兵戚继光先后到北方，加强了长城防御体系的稳定性。因此，自“隆庆议和”后，蒙古基本未大举南下攻明，互市稳定发展，张家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。
宣府张家口互市由于地方官员的重视及精心的安排，得到贸易双方的信任、使他们都有安全感。所以，参加贸易的双方很快突破边疆范围，向内地纵深发展。蒙古方面不只有俺答统率下的漠南蒙古右翼诸部，己发展到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。有的甚至远从漠北、漠西赶来贸易。俺答诸部每年都以数万匹马以及更多的牛、羊、驴等牲畜和大量的皮毛、鬃尾等畜产品与内地货物进行交易。塞北的大量畜产品通过互市渠道，进入长城以内，直到江南地区，改变了江南人民的日常服饰穿着，提高了内地生活水平。内地参加边贸的人员也遍布大江南北。除官方马市外，民市中交换的商品种类特别丰富，其中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占主要地位，也有一部分满足蒙古贵族所需之奢侈消费品。汉人的段绸、布绢、棉花、针线索、改机、梳篦、米盐、糖果、梭布、水獭皮、羊皮盒等都进入了市场。
在明、蒙互市中，张家口互市处于领军地位，是明、蒙马市贸易中一个突出的亮点。黄丽生女士对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马市交易量的分析说：“盖三镇之中，宣化交易量增长幅度最大，到万历二年（1574）时，已超过了山西、大同二镇的总和”（47）。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明巡按直隶御史黄应坤惊呼：“以宣镇之大数言之，方互市之初，虏马不及二千匹。今岁已市者三万五六千已，迨及岁终当不下四万。每岁辄增数千匹，夫马以数千计则银以数万计，非小小增益也，且今岁增矣，明岁又增，明岁增矣，又明岁又增，其在于今视始市，不啻二十倍而犹未可以为限也。后将何所底极哉！”（49）。交易量之大，简直把个黄巡按吓傻了。从以下几张马市官方交易报表中，也足以看出张家口互市的繁华景象：
王崇古所报市马数（隆庆五年九月） ：参于互市的昆都力哈、永邵卜、大成部。
宣府镇（张家口堡）六月十三日～二十六日：
官市： 马 1,993 15,277两
私市： 马骡牛羊 9,000 抚赏费800两
王崇古所列私市交易量只是近似值，据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，这一年私市交易总量为马骡牛羊总24,217匹，为官市交易三倍以上。相应地，私市交易额也应在官市交易总额56,475两的三倍左右。即便除去不确定因素造成的价格损失量，官市和私市贸易总量应该超过十五万两。
到万历初年，“诸酋感德日深，赶市日众，市马日多”。兹据方逢时疏报列市马数额递增表如下：
方逢时所报市马数（万历二年）：
宣府（张家口）大同（得胜堡、新平堡）山西（水泉营）合计
隆庆五年： 1,993 2,096 2,941 7,030
隆庆六年： 902 4,565 2,378 7,845
万历元年： 7,810 7,505 3,788 19,103
万历二年： 14,500余 7,670余 5,000余 27,171余
开市以来四年间，仅官市市马总额就增长近四倍，而且，增长之势持续不减。方逢时等人根据万历二年以来的市马数额，申报万历三年市马总额，列表如下：
方逢时所拟市马数（万历三年）
场所： 宣府 大同 山西 合计
数量： 18,000 10,000 6,000 34,000
价银（两）：120,000 70,000 40,000 230,000
以上数据仅显示官市市马交易量，不包括民市和私市。（49）
张家口臣民们不忘对互市的开启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，在“来远堡”内建了一座“娘娘庙”，庙内供奉的是“忠顺夫人”。忠顺夫人即“三娘子”。三娘子（1550年—1612年），系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，她本名叫钟金，又被称为“克兔哈屯”、“钟金哈屯”、“也儿克哈屯”等（“哈屯”：即夫人）。是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（阿拉坦汗）的王妃。她有着非凡的美貌，且性格豪爽，擅长歌舞骑射，是明代蒙古的一位杰出女首领，具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指挥才能。三娘子在“隆庆和议”的形成及之后的明蒙和平关系的维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特别是从“隆庆”开始，通过五年的努力，协助俺答汗与明朝建立了互市关系，积极的维护了与明朝的友好和贡市关系,使得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。她和俺答曾亲临张家口互市场所，与蒙、汉人民同饮同食，常常出现“醉饱沤歌，婆娑忘返”的情景。三娘子喜爱用中原物资，平日爱穿大红彩缎妆狮子汉服，万历十九年，三娘子写信给曾任宣、大、山西总督，后升任兵部尚书的郑洛，直率地拜托郑洛为她购买一些日用物品：“今备丝银十两，万望老大人神力转买梭布八十疋、茶八篦、白绫汗巾五十方、硼砂二两、硫磺焰硝四两、小沙锅十个、凉扇十柄、书柬纸一百张。若肯赐发，我世代不敢有忘”（50）。时人穆文熙（有的说是吴震元，有待考证）记述三娘子：“少小胡姬学汉妆，满身貂锦压明璫；金鞭娇踏桃花马，共逐单于入市场”。三娘子对张家口互市的关注，使“胡汉杂蹂，无复畦畛”，促进了蒙汉人民之间超越地域、语言、习俗等民族界限的文化交融，促进了张家口城市的迅速发展与壮大。三娘子在张家口的影响源远流长，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，由张家口市作家井少云先生创作、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》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三娘子传奇》。
是长城把明蒙双边贸易聚集到张家口，在明蒙双方上层人士重视与关注下的张家口互市，像一块巨大的磁石，吸引了内外各地商人自发地云集到边疆，掀起了边疆经济高涨局面。在边贸高涨时期的最大受益者─张家口，由军事重镇发展成了商业城市。

察哈尔于 2006-02-04 14:24:12 发表在分类：大好河山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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